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恶性程度高、预后差，传统以影像学血管侵犯为核心的“可切除性”评估已难以满足临床需求。随着围手术期治疗理念更新、多学科协作成熟及液体活检、代谢影像和分子检测技术的发展，PDAC诊疗正由“解剖学可切除”模式转向“生物学可获益”的精准治疗模式。术前可通过糖类抗原19-9（CA19-9）动态变化、分期腹腔镜、PET/CT及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进行风险分层，并辅以影像组学与人工智能技术，提高获益手术病人的识别效率；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therapy）在提高R0切除率的同时，承担生物学筛选和优化手术时机的作用；手术阶段强调在R0切除基础上合理优化切除范围，涉及血管切除重建、淋巴结清扫及神经丛处理；术后则通过辅助治疗分层和ctDNA微小残留病灶监测，为复发风险识别和动态管理提供新思路。本文围绕PDAC精准治疗中的关键外科问题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胰腺切除术后胰瘘（postoperative pancreatic fistula,POPF）是胰腺外科最棘手、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病人康复并造成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本文基于胰腺残端/创面瘘与吻合口瘘两类POPF的异同，系统梳理了POPF围术期全链条预防策略的现况与困境。当前，术前预防与预测已聚焦于高危因素控制及多模态预测模型构建，其可靠性亟待人工智能（AI）驱动的数据整合来突破。术中预防作为核心环节，争议犹存：胰肠/胰胃吻合的改良术式层出不穷，但哪种更优仍未能形成共识；胰腺残端封闭强化技术的有效性仍缺乏高等级证据的支持；预防性引流管放置的必要性争议极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不放置引流管难以成为通行做法。生长抑素是术后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获益人群仍需细化。

胰腺癌起病隐匿，侵袭性强，预后极差。目前，手术切除仍然是延长胰腺癌病人生存的主要治疗手段，但多数病人确诊时已失去手术机会。不可逆电穿孔（IRE）是一种非热能消融技术，不仅可以选择性局部消融肿瘤，还能够逆转高度免疫抑制的微环境，联合化疗和免疫治疗有望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本文系统综述了IRE联合化疗与免疫治疗的最新证据，重点剖析了IRE重塑胰腺癌免疫抑制微环境的潜在机制，并探讨了优化联合治疗策略的未来方向，旨在为胰腺癌的治疗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病人出现胰腺坏死组织感染（IPN）是治疗上的重大挑战，即便采取了“延迟、微创、阶梯式”为核心的现代策略，依然面临高死亡率风险。近年来，SAP微创清创的治疗方式占主导地位，但开放手术仍然是“step-up”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提倡SAP开放手术应遵循“三个尽量不”的原则，但在腹部切口、坏死病灶入路及清创手法等方面依然存在争议。作为最终手段的开放性手术，应力争通过单次手术彻底或接近彻底清除感染性坏死灶，改善感染中毒症状，为病人恢复创造条件。本文就感染性坏死性胰腺炎外科治疗的手术时机、坏死灶入路选择及清创手法等关键技术进行探讨，并依照我们的临床经验提出“PCD-ON-PCD”三明治模式供参考。

自体小肠移植（intestinal autotransplantation，IATx）为局部进展期胰腺癌（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LAPC）合并肠系膜根部复杂血管侵犯病人实现根治性切除提供了新的外科策略。随着新辅助治疗、器官保护、血管重建及低温灌注等技术的发展，IATx逐渐突破传统不可切除的技术瓶颈，为提高R0切除率及改善病人远期生存创造了条件。本文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及我们团队临床经验，系统总结IATx在LAPC中的适应证筛选、新辅助治疗后的病人选择、个体化术式设计以及“在体冷灌注”等改良技术的应用特点，并分析其在损伤控制、器官功能保护及围手术期管理中的优势。对IATx目前面临的病人筛选、围手术期风险控制、长期疗效评价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随着精准外科理念、多学科诊疗模式及综合治疗策略不断完善，IATx及其改良术式有望进一步拓展LAPC及其他肠系膜根部复杂肿瘤的根治性切除适应证，为病人带来更好的长期预后。

胰腺癌动脉侵犯是影响根治性手术疗效的主要障碍，动脉切除（AR）重建在胰腺癌手术中应用价值长期存在争议。随着胰腺癌新辅助治疗方案的不断优化和疗效的持续改善，以及胰腺围手术期安全性的整体提升，AR在交界可切除和局部进展期胰腺癌中的应用和价值有必要重新审视。本文总结AR的历史争议，结合近年高容量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和Meta分析，评价其在胰腺癌围手术期的安全性和肿瘤学疗效，并探讨AR的可行性及动脉鞘剥离(AD)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精准治疗”概念在胰腺癌领域被广泛使用，但临床上对其内涵的理解存在显著偏差，常常被等同于“基因检测”或“分子靶向药物治疗”，忽视了外科视角下精准决策的多维性。事实上，精准治疗应贯穿从术前评估、手术规划到术后管理的全链条，涵盖解剖学可切除性判断、生物学分型、全身体能状态评估、药物靶点选择、肿瘤微环境调控、功能影像评估、胚系遗传风险和宿主免疫状态等多个层面。2024年跨大西洋胰腺外科联盟验证的ABC分层系统首次将“可切除性”从单纯影像学判断升级为解剖学+生物学+体能状况三维评估，为精准决策提供了结构化工具。然而，随着KRAS靶向治疗、Claudin18.2抗体偶联药物、个体化mRNA新抗原疫苗、液体活检和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等领域的快速突破，临床实践迫切需要更为系统的精准治疗框架。本文立足外科视角，系统梳理上述各因素的现状与最新进展，并探讨多因素数据整合与人工智能在外科精准决策中的应用前景，以期为胰腺癌个体化治疗提供实践路径。

目的 分析行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的胆总管结石病人术后发生高淀粉酶血症的影响因素。方法 2023年1月~2024年12月收治胆总管结石行ERCP住院病人246例，根据术后是否发生高淀粉酶血症分为发生组和未发生组。Logistic回归分析胆总管结石ERCP术后发生高淀粉酶血症的影响因素，并建立Logistic回归方程模型，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模型的拟合优度，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决策曲线评价模型效能。结果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饮酒史、甘油三酯、胆总管狭窄、插管困难、手术时间是胆总管结石ERCP术后发生高淀粉酶血症的危险因素，胰管支架是胆总管结石ERCP术后发生高淀粉酶血症的保护因素（P＜0.05）。logit(P)=-6.406+1.094×女性（是=1，否=0）+0.866×饮酒史（有=1，无=0）+1.704×甘油三酯（mmol/L）+0.863×胆总管狭窄（有=1，无=0）+1.009×插管困难（是=1，否=0）-1.042×胰管支架（有=1，无=0）+0.075×手术时间（min）。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该模型预测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48，特异度为84.48%，敏感度为73.61%。Bootstrap法获得模型内部验证后的一致性指数为0.850。校正曲线显示，预测值与实际值接近，Hosmer-Lemeshow检验，χ²=3.344，P=0.911，显示该一致性及拟合度较好；决策曲线分析显示，阈概率值取0.15～0.95时该模型有较好的标准化净效益。结论 女性、饮酒史、甘油三酯、胆总管狭窄、插管困难、手术时间、胰管支架是胆总管结石ERCP术后发生高淀粉酶血症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关键参数构建的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具备优异的区分能力。

目的 分析原发性肝癌并发肌肉减少症的危险因素及对病人预后的影响。方法 2017年11月~2019年6月收治的原发性肝癌病人112例，根据病人否合并肌肉减少症分为肌肉减少症组（33例）和非肌肉减少症组(79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原发性肝癌并发肌肉减少症的相关因素；所有病人均随访5年，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比较两组的5年生存率。结果 112例原发性肝癌病人肌肉减少症发生率为29.46%。肌肉减少症组病人年龄≥60岁占比、吸烟史占比、饮酒史占比、合并基础疾病占比、营养风险筛查（ NRS ）2002≥3分占比、肿瘤分期Ⅲ～Ⅳ期占比、Child-Pugh分级B级占比均高于非肌肉减少症组，身体质量指数（BMI）、白蛋白水平均低于非肌肉减少症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骨骼肌质量指数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且该差异在按性别分层后仍然显著（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OR=1.941）、Child-Pugh分级B级（OR=2.683）、NRS 2002≥3分（OR=3.404）均是影响原发性肝癌并发肌肉减少症的危险因素（P<0.05），BMI是其保护因素（OR=0.296，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及Log-rank检验表明，肌肉减少症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36.5个月（95%CI:28.4~44.6），低于非肌少症组58.0个月（95%CI:49.1~66.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肌肉减少症组和非肌肉减少症组5年生存率分别为24.24% 和 44.3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61，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除肌肉减少症外，年龄≥60岁、较低的BMI、肿瘤分期Ⅲ~Ⅳ期及Child-Pugh B级也与总生存期显著相关（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肌肉减少症（HR=2.861）、BMI降低（HR=1.268）、年龄≥60岁（HR=1.727）、肿瘤分期Ⅲ~Ⅳ期（HR=1.980）、Child-Pugh B级（HR=2.119）为总生存期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肌肉减少症在原发性肝癌病人中发生率高，其发生与年龄、营养状况及肝功能等因素有关，且其存在是导致病人总生存期缩短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基于术前影像组学构建脑膜瘤病人术后脑水肿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探讨其对术后脑水肿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 前瞻性选取2021年5月~2025年3月接受手术治疗的脑膜瘤病人500例，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350例）和验证集（150例）。术前所有病人均接受MRI检查，术后根据病人是否发生脑水肿分为发生组和未发生组，分析两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术前MRI影像组学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脑膜瘤术后脑水肿发生的影响因素，基于影响因素构建和验证脑膜瘤术后脑水肿发生的预测模型列线图；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预测模型的性能及临床价值，并对列线图进行内部验证。结果 训练集和验证集发生组肿瘤形态不规则、瘤周脑水肿不存在、脑膜尾征存在、瘤-脑界面不清晰、肿瘤部位位于窦镰旁、肿瘤病灶>5cm以及有旁路动脉占比高于未发生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组与未发生组原始_灰度大小区域矩阵_灰度级非均匀性、小波-HLL_灰度大小区域矩阵_灰度级非均匀性、指数_灰度大小区域矩阵_灰度级非均匀性以及对数-西格玛-三维_灰度大小区域矩阵_ 区域熵特征数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形态规则、肿瘤部位为非窦镰旁、肿瘤病灶<5cm是术后脑水肿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瘤-脑界面不清晰、原始_灰度大小区域矩阵_灰度级非均匀性、小波-HLL_灰度大小区域矩阵_灰度级非均匀性、指数_灰度大小区域矩阵_灰度级非均匀性、对数-西格玛-三维_灰度大小区域矩阵_ 区域熵是术后脑水肿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列线图模型预测训练集病人发生脑水肿的CI为0.802；校准曲线结果显示列线图模型预测训练集病人发生脑水肿与实际的发生率基本吻合；决策曲线（DCA）分析结果显示， 当阈概率为20%~60%时预测模型获益性较高，具有一定的临床适用性；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影像组学特征预测验证集病人术后发生脑水肿的AUC为0.785（95%CI 0.671~0.874）（P<0.05）。结论 基于术前 MRI 影像组学特征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能有效预测脑膜瘤病人术后脑水肿发生风险，为脑膜瘤病人的临床治疗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目的 探讨自控式胸部物理康复治疗（SPRC）缓解钝性胸外伤非连枷胸多发肋骨骨折病人急性疼痛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2023年1月~2024年12月收治的钝性胸外伤致非连枷胸多发肋骨骨折病人180例，根据治疗方法分为观察组（91例）和对照组（89例）。自入院第二天开始观察组按照SPRC方法进行系统康复治疗，对照组按照常规方法治疗。比较两组追加止痛药物、每日静息和最重视觉模拟评分（VAS）、停止观察选择行肋骨骨折内固定手术例数以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入院第二天追加止痛药物的病人例数分别为16例（17.6%）和28例（31.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入院第三天静息VAS评分分别为（2.85±0.71）分和（3.16±0.69）分，第四天静息VAS评分分别为（2.27±0.65 ）分和（2.56±0.85）分，观察组和对照组入院第三天最重VAS评分分别为（6.53±0.94）分和（6.87±0.89）分，入院第四天最重VAS评分分别为（5.49±1.02 ）分和（6.00±1.15）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停止观察选择行肋骨骨折内固定病人数量分别为14例（15.4%）和23例（25.8%），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PRC缓解钝性胸外伤非连枷胸多发肋骨骨折病人急性疼痛可行、安全和有效，且优于常规治疗方法。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RNA LAMTOR5-AS1（LncRNA LAMTOR5-AS1）靶向调节微小RNA-28-5p（miR-28-5p）/胍基丁胺酶（AGMAT）信号轴对结直肠癌（CRC）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方法 检测CRC组织、癌旁组织以及CRC细胞系HCT116、SW480、LoVo细胞、人结肠上皮细胞NCM460中LncRNA LAMTOR5-AS1、miR-28-5p、AGMAT mRNA表达水平。将HCT116细胞分为si-NC组、si-LAMTOR5-AS1组、miR-NC组、miR-28-5p mimics组、si-LAMTOR5-AS1+inhibitor NC组、si-LAMTOR5-AS1+miR-28-5p inhibitor组。检测各组LncRNA LAMTOR5-AS1、miR-28-5p和AGMAT mRNA的表达水平[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法）]、细胞活性（CCK-8法）、迁移能力（划痕实验）、侵袭能力（Transwell实验）、细胞凋亡情况（流式细胞术）、AGMAT、Ki67、Cleaved caspase3、E-cadherin及MMP9蛋白表达量（Western blot法）、验证miR-28-5p与LncRNA LAMTOR5-AS1和AGMAT的靶向关系。构建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并设置si-NC组、si-LAMTOR5-AS1组，检测移植瘤生长情况及LncRNA LAMTOR5-AS1、miR-28-5p和AGMAT mRNA的表达水平。结果 CRC组织及细胞系中LncRNA LAMTOR5-AS1和AGMAT mRNA表达上调、miR-28-5p表达下调。沉默LncRNA LAMTOR5-AS1或过表达miR-28-5p可降低HCT116细胞活力、增殖、迁移及AGMAT、Ki67、MMP9蛋白表达，提高细胞凋亡率及Cleaved caspase3、E-cadherin蛋白表达（P＜0.05）。沉默LncRNA LAMTOR5-AS1的同时下调miR-28-5p的表达可提高AGMAT、Ki67、MMP9蛋白表达，降低细胞凋亡率及Cleaved caspase3、E-cadherin蛋白表达，减弱si-LAMTOR5-AS1对HCT116细胞活力、增殖和迁移的抑制作用（P＜0.05）。体内实验表明，沉默LncRNA LAMTOR5-AS1可抑制裸鼠移植瘤生长。结论 沉默LncRNA LAMTOR5-AS1可通过靶向调控miR-28-5p/AGMAT轴抑制HCT116细胞增殖、迁移及肿瘤生长。

目的 探讨 “肛门推顶”法对腹腔镜辅助低位直肠癌切除术中远端肠管离断和加固缝合吻合口、闭合口的影响。方法 2022 年12月~ 2024 年12月行腹腔镜辅助下直肠前切除手术（Dixon）的低位直肠癌病人85例。根据术中肿瘤远端肠管离断和加固缝合吻合口、闭合口时是否给予“肛门推顶”，分为两组，观察组41例,采用“肛门推顶”法，对照组44例，采用传统方法。比较两组病人经腹加固缝合吻合口和闭合口的数量、围手术期相关指标、术后实验室指标、术后并发症等。结果 观察组经腹加固缝合吻合口和闭合口27例(65.85%)，对照组17例(38.6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离断肿瘤远端使用直线切割闭合器的次数为32次、加固吻合口的时间为(9.89±1.88)分钟、手术时间为(188.66±26.32)分钟、术后通气时间为(3.93±4.98)天、行预防性回肠造口7例(17.07%)，对照组分别为21次、（13.45±3.76）分钟、（209.50±19.45）分钟、（4.98±1.87）天和16例(36.3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肛门推顶”有利于对低位直肠癌远端肠管的暴露，减少闭合器的使用次数，将吻合口、闭合口更好的暴露在手术视野内，加快加固缝合的速度，促进病人康复。

目的 探讨DNA损伤与糖尿病足溃疡创面炎症反应的相关性。方法 2024年3月~2025年2月收治的25例糖尿病足溃疡病人为试验组，以25例无糖尿病创伤病人为对照组。采集两组病人伤口皮肤组织标本，固定后采用免疫荧光法观察γ磷酸化组蛋白变体X(γ-H2A.X)和环磷酸鸟苷-腺苷合成酶(cGAS)胞内表达情况，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病人白细胞介素（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蛋白含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检测核转录因子-κB p65 (NF-κB p65)以及核转录因子p65抑制蛋白（IkB-α）mRNA水平，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γ-H2A.X和cGAS表达水平。结果 试验组病人创面伤口组织γ-H2A.X和cGAS表达水平分别为（63.0±4.36）、（32.7±6.43），较对照组（49.3±5.13、18.3±2.89）明显增强。试验组和对照组IL-6表达水平分别为(4.50±0.64)pg/ml 和 (3.11±0.47)pg/ml,TNF-α表达水平分别为(224.67±24.06)pg/ml 和 (205.60±20.44)pg/ml,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T-PCR结果提示，试验组和对照组伤口NF-κB p65表达水平分别为(0.056±0.011)pg/ml 和 (0.036±0.006)pg/ml,IkB-α表达水平分别为(0.030±0.008)pg/ml 和 (0.017±0.006)pg/ml,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ting结果提示，试验组和对照组γ-H2A.X表达水平分别为0.89±0.040 和 0.69±0.046,cGAS表达水平分别为0.48±0.035 和0.26±0.04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NA损伤与糖尿病足溃疡伤口炎症反应密切相关。

目的 探讨直肠癌根治术中保留左结肠动脉（LCA）对术后吻合口瘘发生率及短期预后的影响。方法 2020年3月~2024年12月于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术的病人113例，依据是否保留LCA将病人分为保留组（42例）和非保留组（71例），非保留组实施直接高位结扎肠系膜下动脉（IMA），保留组行保留LCA低位结扎。比较两组病人临床资料、围术期指标及术后3个月内吻合口瘘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两组病人术后发生吻合口瘘事件的危险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其预测效能。结果 非保留组与保留组合并慢性病分别为（26.76%，19例）、（9.52%，4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保留组术后住院时间明显长于保留组（P<0.05），两组病人手术时间、腹腔镜下手术、术中出血量和淋巴清扫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保留组术后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细胞计数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高于保留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肿瘤长径、肿瘤距肛缘距离、白细胞计数、保留LCA和TNM分期是发生吻合口瘘的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肿瘤长径、肿瘤距肛缘距离、白细胞计数、保留LCA、TNM分期和联合指标AUC分别为0.80、0.75、0.86、0.65、0.64和0.89，联合指标的预测效能优于单项指标（P<0.05）。结论 保留LCA可降低直肠癌根治术后并发症及吻合口瘘风险，肿瘤长径、肿瘤距肛缘距离、白细胞、TNM分期和未保留LCA是吻合口瘘的危险因素，联合指标预测效能更佳。

目的 探讨胸腔镜手术（VATS）后胸腔积液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并评估术前椎旁神经阻滞（PVB）在降低胸腔积液发生中的保护作用。方法 本研究利用回顾性队列，纳入2024年8月25日~2024年12月31日接受胸外科胸腔镜手术的病人2141例。术后胸腔积液采用胸部CT检查评估，同时检测相关生物标志物。采用多变量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胸腔积液的独立预测因素，探索不同镇痛方式（椎旁神经阻滞、肋间神经阻滞、局部浸润）与炎症及代谢指标的关联。结果 多变量分析显示，年龄、术后白蛋白水平、手术类型、术中淋巴结清扫范围及镇痛方式均为术后胸腔积液的独立预测因素（P＜0.05）。椎旁神经阻滞（PVB）较局部浸润（LIA）或肋间神经阻滞（INB）显示出显著保护作用。纳入上述因素构建的列线图在训练队列（AUC=0.704）及验证队列（AUC=0.692）中均表现出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性。进一步分析表明，PVB显著降低术后C反应蛋白及空腹血糖水平（P＜0.05）。结论 本研究表明，PVB通过减轻炎症及氧化应激发挥保护作用，围术期PVB可独立VATS术后胸腔积液的发生风险，其机制可能与减轻炎症及氧化应激相关。列线图能够有效分层病人风险，为围手术期个体化管理提供依据。

目的 探讨椎间孔镜脊柱微创手术（BEIS）联合复方倍他米松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DH）的疗效及对病人血清前列腺素E2（PGE2）、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2（TIMP）-2、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的影响。方法 2023年4月~2024年6收治的LDH病人116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椎间组（椎间孔镜BEIS技术）和复方组（加用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比较两组疗效、疼痛、腰椎功能、应激反应、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复方组总有效率为94.83%，高于椎间组的81.0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周、3个月，两组疼痛评分均降低，且复方组疼痛评分均低于椎间组，腰椎功能评分均升高，且复方组腰椎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JOA）评分均高于椎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当天、术后3天，复方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皮质醇（Cor）、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均低于椎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周，复方组血清PGE2、TIMP-2、TNF-α水平均低于椎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方组与椎间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椎间孔镜BEIS联合复方倍他米松治疗LDH病人有较好的短期疗效，能够在短期内减轻疼痛，改善腰椎功能，且可抑制病人应激反应，下调PGE2、TIMP-2等炎症因子表达，控制疾病进展，安全性高。

目的 探讨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OVCF）经皮椎体成形术（PVP）术后牵涉痛（RP）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方法 2023年1月~2024年12月接受PVP手术治疗的单节段OVCF病人198例，根据PVP术后RP发生情况分为RP组（36例）和非RP组（162例）。分析OVCF病人PVP术后RP发生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PVP术后RP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198例接受PVP术的OVCF病人中，36例术后出现RP，发生率为18.18%，疼痛部位主要分布于腰背部、臀部及下肢；RP组病程和胸腰段骨折、术前椎体压缩度≥25%、真空裂隙征、术中使用脂质体布比卡因、骨水泥弥散不对称、骨水泥渗漏占比均显著高于无RP组，术前骨密度（BMD）低于无RP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胸腰段骨折（OR=2.726,P=0.037）、骨水泥弥散不对称（OR=3.108,P=0.007）和骨水泥渗漏（OR=4.509,P=0.001）为影响OVCF病人PVP术后R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OVCF病人PVP术后RP发生率较高，其中胸腰段骨折、骨水泥弥散不对称和骨水泥渗漏为导致术后RP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术后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MIP）-1β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水平对腰椎间盘突出症（LDH）病人经皮椎间孔镜术后后遗腰腿痛的预测价值。方法 2021年1月~2024年10月本院接受经皮椎间孔镜手术治疗的LDH病人181例，根据病人术后6个月是否出现后遗腰腿痛将其分为疼痛组和无痛组。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术后血清MCP-1、MIP-1β和NLR单独及联合预测价值；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LDH病人经皮椎间孔镜术后后遗腰腿痛相关的影响因素。结果 疼痛组病人术后血清MCP-1为（40.04±7.14）ng/L，高于无疼痛组的（32.72±5.59）ng/L；MIP-1β为（37.21±6.23）ng/L，高于无疼痛组的（26.39±5.18）ng/L；NLR为2.80±0.61，高于无疼痛组的1.75±0.4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三者单独预测LDH病人术后后遗腰腿痛的AUC分别为0.778、0.775、0.769，联合预测的AUC为0.917，均高于单项诊断（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无术后康复训练、术后MCP-1、MIP-1β和NLR升高均为LDH病人术后出现后遗腰腿痛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术后血清MCP-1、MIP-1β和NLR对LDH病人经皮椎间孔镜术后后遗腰腿痛有一定预测价值，三者联合预测的价值更高。

目的 探讨老年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病人行椎体强化术后再骨折的危险因素，构建再骨折风险预测模型并评估其预测价值。方法 2022年6月~2024年6月接受椎体强化术治疗的老年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病人91例，根据术后1年是否发生再骨折分为再骨折组（21例）和未再骨折组（70例）。采用单因素分析筛选可能影响再骨折的因素，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价值。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再骨折组单节骨水泥注入量、骨水泥渗漏发生率、胸椎后凸角（TK）高于未再骨折组，骨水泥海绵状分布占比、骨密度（BMD）、局部后凸角（LKA）、骨盆入射角（PI）、骶骨倾斜角（SS）低于未再骨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BMD降低（OR=0.011，95%CI：0~0.940）、LKA降低（OR=0.627，95%CI：0.415~0.949）、TK升高（OR=1.554，95%CI：1.062-2.273）、PI降低（OR=0.655，95%CI：0.443~0.969）、SS降低（OR=0.691，95%CI：0.496~0.962）是术后再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基于上述指标构建预测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978（95%CI：0.952~1.000），敏感度为90.5%，特异度为94.3%，预测效能优异。结论 BMD、LKA、PI、SS降低及TK升高是老年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病人接受椎体强化术后发生再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依据这些指标构建的预测模型具备较强预测效能，临床可借助该模型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减少再骨折发生。

目的 分析多发性肋骨骨折并发血胸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 2022年6月~2024年6月我院多发性肋骨骨折病人400例，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划分为建模组（280例）和验证组（120例）。根据有无并发血胸情况，将建模组中并发血胸病人纳入并发血胸组（70例），未并发血胸病人纳入未并发血胸组（210例）；将验证组中并发血胸病人纳入并发血胸组（33例），未并发血胸病人纳入未并发血胸组（87例）。收集病人的一般临床资料，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筛选独立危险因素，R软件“rms”包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结果 在建模组和验证组中，并发血胸组与未并发血胸组高血压史、骨折数量、双侧骨折、胸部创伤严重度评分、胸腔置管、合并肺挫伤、连枷胸、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D-二聚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胸腔置管、连枷胸、白细胞计数＞8.04×109/L、血红蛋白＞138.13g/L、D-二聚体＞1.32mg/L是多发性肋骨骨折并发血胸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表明，建模组为χ²=6.855，P=0.552，验证组为χ²=6.147，P=0.631，该模型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与拟合度。决策曲线结果显示，建模组风险阈值取值在0.08~0.98之间、验证组风险阈值取值＞0.08时，此预测模型可以提供额外的临床净收益。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建模组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61，95%CI为0.807~0.915，验证组的AUC为0.842，95%CI为0.757~0.926，表明该模型预测效能较好。结论 基于胸腔置管、连枷胸、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D-二聚体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为多发性肋骨骨折病人并发血胸的预测评估指导。

病例1为91岁男性，因急性阑尾炎行阑尾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提示阑尾杯状细胞腺癌（GCA），因高龄且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未行根治手术或辅助化疗，术后1年随访未见复发；病例2为71岁男性，行右半结肠根治术联合术中腹腔灌注化疗，术后病理检查提示切缘阴性且淋巴结未见转移。免疫组化检测显示两例肿瘤细胞均表达CK20、CDX-2和SATB2，Ki-67增殖指数分别为30%和80%，提示肿瘤增殖活性存在较大差异。GCA临床极易漏诊，确诊需综合术中冰冻病理与术后免疫组化标记。治疗方面应注重个体化策略，对高龄、基础状况差者可考虑密切随访，进展期病人宜行根治性手术并结合辅助治疗。

病人，66岁，女性，诊断为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术前左室流出道压差65mmHg，在经食管超声（TEE）连续监测下行胸腔镜左上肺叶切除术。术中TEE实时监测左室容积、流出道流速及二尖瓣运动，指导麻醉诱导、液体管理及血管活性药物使用，避免使用正性肌力药物，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病人术后恢复顺利，无心脏并发症。

本文报道1例48岁男性病人者接受胸腔镜下右肺上叶切除和胸内淋巴结清扫，术后10天发生迟发性胸腔出血的病例。病人手术过程顺利，早期恢复良好，术后10天突发胸痛、呼吸困难。手术探查证实为支气管残端的支气管动脉活动性出血。胸腔镜下肺切除术后出血较为常见，但术后较长时间的迟发性出血较为罕见。

脊柱侧弯可致下腔静脉解剖变异，增加滤器取出难度。本例病人脊柱后凸畸形多年，1年前因左下肢深静脉血栓植入下腔静脉滤器，后尝试取出未成功。我院采用大鞘技术＋导丝抓捕技术＋Loop技术，经股静脉入路成功将滤器完整取出，术后造影显示下腔静脉通畅。本例结果表明，对于脊柱畸形合并滤器取出困难的病人，在充分影像评估基础上，采用复合介入技术可安全、有效地完成滤器回收。

本文报道一例先天性巨大膈疝。术前胸腹部CT检查提示膈肌缺损伴胃体、横结肠、脾脏、左肾经缺损疝入胸腔，左侧膈肌大面积缺损（10cm×10cm），行腹腔镜下膈疝补片修补术＋膈肌修补术，术后存在胸腔积液，经多学科协作治疗后康复。术后随访1年，病人不适体征均明显消失，复查CT未见复发及其他并发症。

本组2例肠重复畸成人病人均未表现出典型的临床症状。其中1例因腹痛就诊，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查发现盆腔占位性病变，术前未能明确诊断，最终通过术中探查确诊为肠重复畸形；另1例病人因子宫及双侧附件B型超声检查（B超）发现子宫上方囊性包块，后经盆腔磁共振 (MRI)检查考虑为肠重复畸形，最终通过术中探查确诊为肠重复畸形。2例病人均接受手术治疗并顺利康复出院。肠重复畸形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其诊疗主要集中在儿童期。成人病例不仅少见，且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缺乏特异性。目前，CT和B超是主要的术前诊断手段，但准确率仍不理想。外科手术切除是确诊后的首选治疗方式。